中金：贸易摩擦加剧美国通胀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时间已超三年，疫情之后全球贸易格局发生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贸易摩擦到底对中美经济带来了什么影响？

　　对美出口占比下降

　　贸易摩擦以来，美国总体关税率上升。2018年起，贸易摩擦使得美国关税率大幅上升，其中主要是对中国加征301关税的贡献：根据美国海关估计，截至2021年8月4日，美国已经对中国征收了997亿美元的301条款关税。而中国虽然也对美国加征了反制关税，但整体关税率仍然下降。从占比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整体比重和自美国进口占整体比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虽然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和疫情后有所回升，但是仍未恢复到疫情前。

　　关税豁免和结构变化使得整体计算关税率上升幅度低于名义值。实际有效关税率低于名义值，主要因素包括：1）关税豁免。为了减少关税对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负面影响，USTR推出了多轮关税豁免，而疫情后USTR加大了关税豁免力度。2）结构变化。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减少被加征关税商品进口，但是未被加征关税的商品因为其收入上升而导致进口增加，计算关税率的权重发生变化。随着USTR针对疫情期间从中国进口防疫相关商品的临时关税豁免部分到期，总体计算关税率从2020年12月起回升，第一、二、三批都有体现。

　　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加征关税商品的美国自中国进口较从世界其他地区均大幅下滑；而未被加征关税的第四批清单B商品则差异不大。从美国进口数据来看，虽然疫情后美国从中国进口有所回升，但是整体仍然没有回到疫情前：疫情后（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美国从中国进口较加征关税前（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下降12%；分批次来看，被加征关税的第一、二、三、四A批下降幅度较大，幅度分别为32%、31%、32%、13%，而未被加征关税的第四批B则上升18%。相关学术研究的结论见附录。

　　但需要注意的是中美统计口径有差异，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对美出口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可能有多个原因导致中美统计口径出现差异。可能有多个因素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与美国从中国进口金额之间的差异：1）中美对进、出口价值的统计口径不同（包括FOB、CIF、FAS、CV等不同方法）；2）对转口贸易的统计存在误差；3）统计时点不同带来差异；4）其他因素，包括汇率结算时点不同，细分行业口径不一样等。中美贸易摩擦后，尤其是疫情后，两者差异缩小，甚至逆转，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创新高，而美国从中国进口则仍然低于中美贸易摩擦前。疫情期间，海运费用上升、通过香港特区的再出口下降、运输时间变长等因素可以部分解释近期统计差异的变化，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美国进口商为了规避关税低报了自中国进口的价值[1]。

　　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进口目标完成可能性较小。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签订后，中国加大了从美国进口相关产品的力度，经贸协定清单内商品中国从美国进口增速自2020年9月起开始显着高于清单外商品。但是由于疫情等因素限制，中国完成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进口目标的可能性较小。分品类看，其中农产品进口相对更接近目标，制成品和能源离目标差距较大。

　　贸易摩擦加剧美国通胀

　　数据显示，可能主要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受关税负担。分关税清单批次来看，美国从中国与从其它地区进口价格平均同比并未有显着差异。从总量上来看，中国未含关税进口价格也未低于其他地区。由于进口价格是未含税价格，显示税后进口价格上升幅度较大，关税带来的涨价压力主要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学术研究也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影响主要体现在价格上涨上，传导比例甚至接近100%（见附录）。当然，进口价格到CPI仍要经过产业链传导，且进口商品只占美国消费者的一部分，实际CPI波动幅度要小于进口价格指数。

　　中国为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地，占比约为22%；美国商品进口额在整体零售额中占比约为37%。2020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PPI通胀回升，海运运费价格上涨，再叠加关税的作用，使得中国通胀向美国传导效应有所增强。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本质上是供给冲击，供给收缩后，上游供应商的定价权上升。而在财政刺激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者需求又比较旺盛，这使得价格传导被进一步放大。

　　初步估计，美国对华征收的额外关税或推升美国CPI通胀0.6-1.0个百分点。美国对华额外关税的作用取决于关税的价格传递效率，根据Fajgelbaum et al．（2020）[2]，关税每上升1%，美国进口的中国产品价格上涨0.58%，推升美国CPI通胀0.6个百分点；随着疫情爆发，中国厂商的议价能力上升，关税的价格传递效率不断提升。如果假设完全传递，则推升美国CPI通胀1.1个百分点。分行业看，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测算，皮革与鞋类、机械、电子光学仪器等行业产品的价格受影响较大，均超过1个百分点；对其余行业影响相对较小，在1个百分点以下